作者：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 理查德•塞尼特(RICHARD SENNETT)
2006年3月21日 星期二

假如去年你没有得到数百万美元的奖金，很少有人会为你撒下一滴泪。但为你所在组织的中层人士想想吧。他们中的许多人易受风险攻击，而得到奖赏的希望却很小。

在上一代人中，处于经济体中游的工人财富一直不见增长，而同时处于顶层的人在变得更加富有，此外还有一个默默无闻的成就：许多贫困工人在财富中所占的份额增大了。工资增长停滞是主要原因，例如在美国，处于五等分中间20%的中层收入比15年前几乎好不了多少。尽管房产升值了，但这笔资产很难作为普通收入进行评估；为了拉动消费，美国和英国中等收入家庭一直在堆积债务，而欧洲的中产阶级也好不到哪里去。

对社会的这一群体来说，财富的停滞不前与他们的不安全感相互交织在一起。近几十年来，对于中层人士来说，工作具有了新的特征，在那些财富与“新经济”绑在一起的人们中，工作的风险尤为明显。“新经济”指的是金融服务、传媒和高科技等先进的全球性业务。这些人在美国所占比例不到20%，在英国占就业人口比例不到15%，但在他们身上，现代资本主义集中了其能量并界定了其理想境界。

新经济重新制定了员工的时间经验。在更传统的企业，长期效力和积累起来的经验会得到奖赏，而新经济企业则不会。相反，最先进的企业需要能长时间工作的年轻雇员；“青春溢价”对肩负多重责任的年长雇员不利。有活力的公司还缩短了工作自身的时间框架，职位被定义为生命周期很短的项目而不是永久的职能。在传媒界，越来越大的一个可能性是，中层雇员如果能得到合同，也只能期盼6个月甚至3个月的合同。在整个“新经济”中，公司正在快速改变业务焦点和身份，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环境。

同时，在整个经济体中，由于社会福利保障网被撕裂，时间概念也被改变了。30年前，工厂一旦破产，产业工人就受到危胁；如今，不确定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已成为中产阶级的问题。空间风险使时间风险雪上加霜。一代人以前，向低工资国家输出的劳务是日常体力劳动；今天则可以向印度、中国和巴西输出计算机编程和建筑工程，而且还有利可图。

不稳定的状况可以成为机会——如果你有真正的财富用于投资，或者你年轻又没有牵绊，或者是一个在劳动力市场碰碰运气的移民。若你在工作中只算尽职但算不上出类拔萃，若你有了孩子并要还住房贷款，若你担心年老后的艰难处境，那么不稳定就不等于机遇。

处于中层的工人在这种窘迫的位置如何振作起来呢？自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协议在70年代初破裂后，资本在全球泛滥，而且用经济学家班耐特•哈里森(Bennett Harrison)的话说，它们都是“不耐烦的资本”（impatient capital），是寻找股票价格的短线回报而非长期利润分红的资本。为了获益，企业必须通过产品创新或自身组织方式的创新改变自己，以便给市场“发出一个信号”。针对这些市场的行动加剧了权力的集中。要迅速扭转企业的局面，指令中心必须能果断行动，不受官僚主义的束缚。现代技术已帮助企业去除中层的官僚机构，因此缩短了指令链。

尽管新经济不是占就业主导地位的雇主，但从规模较小的本土企业，到街头小店里的商品，都受新经济充满活力的发动机控制。更重要的是，短期、精干的高技术企业成了企业界的性感符号。中层、中年稳定工人的吸引力减弱了：新经济管理手册将他们说成是“抵制变革”的、“天生的企业官僚”。一个企业几乎可以通过某些手段提升活力，包括用技术替代中层管理人员，把技术工作输出到低工资国家，或仅仅是推行一种工作理念，把所有员工都作为没有负担、动力十足的年轻人对待。

过去10年，我的研究小组一直在研究中层人士是如何应付这些压力的。与成年人相称的是，大腹便便的人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信奉新的工作理念：企业应该充满活力，结构应该精简；在公开上市公司内，中层雇员知道股东们给他们老板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收入的停滞不前是一种不公。如果公司不重视他们的奉献，那他们又为什么应该对公司忠心耿耿呢？

许多关于“工作-生活平衡”的讨论集中在一点上，即延长雇员目前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在英国，每天花在工作和上下班的时间正慢慢增至11个小时，为欧洲之冠。接受我们访问的人发明了种种不同的有效方法，来解决这种家庭时间的短缺；工作是维持家人生活的来源，但他们在应付这种经济来源的不可靠性时碰上了更多麻烦。调查的一个关键结论是，男女职员都担心无法养家。这种忧虑曾经困扰体力劳动者，现在则转移到了中产阶级身上。体力劳动者可以求助于强大的工会，而在新经济中，白领工会势力弱小或者根本就不存在。

处于中层的人，无论年老年轻，都希望认为，“技能”将以某种方式使自己能防范现代工作场所的风险。然而，年轻人知道，教育系统生产出来的合格毕业生比工作岗位多得多。中年人都想重新接受培训，即便他们知道，雇主们可能更喜欢刚接受了培训的国内工人或已经在海外接受了培训的工人。对我来说，没有比听年纪相近的人满嘴他们根本就不信的陈词滥调，说要“彻底改造”自我以提升竞争力之类的话更难挨的事了。

挣扎的中产阶级已成为西方政客们最喜欢的一个主题。这种政治辞令似乎与现实遥不可及。这种辞令赞美熟练工人群体，但现实中越来越多的熟练工人是在海外。我认为，政客们没有把中层人士的职业道德危机纳入考虑，而这种职业道德能带来员工对机构的忠诚并使供养家庭变得可靠，它还需要用政治方案来确保中产阶级生活的连贯性和持续性，以抵消新经济的影响。

作者是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新著有《新资本主义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一书，上周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译者/诸彦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