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帝国曾经以政治上强大的向心力使服饰文化在传承商、周服制的基础上，吸收融合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服饰文明之所长，至东汉明帝厘定了适应封建政教理想的封建服饰制度，对后世封建服饰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汉朝立国400年后，皇室衰微。经过三国鼎立，两晋王族之争，中国内部分崩离析，给徙居华北边境的少数游牧民族以可乘之机。

魏晋贵族男子服饰

　　蒙古系游牧民族匈奴、羯、鲜卑，藏系游牧民族羌、氐先后入侵中原，建立了十多个小王朝，即历史上所称的“五胡十六国(包括十三个五胡小王朝和三个汉族小王朝)”。公元4世纪至6世纪，中国处于混乱的南北朝时期，战争和民族大迁徙促使胡、汉杂居，南北交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国家的异质文化与汉族文化的相互碰撞与相互影响，促使中国服饰文化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时期。

　　汉、胡服饰文化的相互交流

　　南北朝时期的胡、汉服饰文化，是按两种不同的性质和方向互相转移的。其一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封建服饰文化，魏晋时基本遵循秦、汉旧制;南北朝，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初建政权之后，鉴于他们的本族习俗穿着不足以炫耀其身份地位的显贵，便改穿汉族统治者所制定的华贵的服装。尤其是帝王百官，更醉心于高冠博带式的汉族章服制度，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北魏孝文帝的改制。

　　公元486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帝始服衮冕;公元494年(太和十八年)改革其本族(鲜卑族)的衣冠制度。公元495年接见群臣时他就班赐百官冠服，用以更换胡服。其二是在实用功能方面比汉族统治者所穿的宽松肥大的服装优越的胡服，向汉族劳动者阶层传移，魏孝文帝曾命令全国人民都穿汉服，但鲜卑族的劳动百姓不习惯于汉族的衣着，有许多人都不遵诏令，依旧穿着他们的传统民族服装。官员们“帽上着笼冠，裤上着朱衣”，连魏文帝的太子也私着胡服，从洛阳逃回平城，后被废为庶人。

　　这是由于服装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有民族的习惯性，他们原来的服装样式比汉族服装紧身短小，且下身穿连裆裤，便于劳动，这种服装是鲜卑族人民在长期劳动中形成的，魏孝文帝在推行汉化中未能使鲜卑人断其流行，反而在汉族劳动人民中间得到推广，最后连汉族上层人士也穿起了鲜卑装。其根本原因，就是北方胡族服装便于生活活动，有较好的劳动实用功能，因而对汉族民间传统服装产生了自然传移的作用。

　　在同一时期，西域各国商民来到中国经商，在中国归附定居的也不少。北魏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曾谈到当时“自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至于大秦(罗马)，百国于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趋塞下”。“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南北朝时期这种胡汉杂居，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的异质服饰文化与汉族传统服饰文化并存和互相影响的情形，构成了中国南北朝时期服饰文化的新篇章。

　　裤褶、裲裆、半袖衫的流行

　　裤褶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服装，其基本款式为上身穿齐膝大袖衣，下身穿肥管裤。这种服装的面料，常用较粗厚的毛布来制作。西汉每年赐匈奴酋长大量丝织品缯帛，但匈奴人在游骑中易于被草棘刮破，不如毛布结实。《史记·匈奴传》中讲道：“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视不如旃裘坚善也。”骑马奔驰穿较短的上衣，自然也更方便。

北魏供养人服饰

　　秦汉时期，汉族人也穿裤和短上襦，合称襦裤，但封建贵族必于襦裤之外加穿袍裳，只有骑者、厮徒等从事劳动的人为了行动方便，才直接把裤露在外面，上身甚至不穿上衣。封建贵族是不得穿短上衣和裤外出的。到了晋代，这种习惯起了变化，据《晋书·舆服志》记载，把袴褶定为：“车驾亲戎中外戒严之服，无定色。冠黑帽，缀紫标，以缯为之，长四寸，广一寸。”腰用络带(即以丝线编织的较厚的织成带)，于带头装有带扣以代鞶带。

　　《急就篇》颜师古注褶字说：“褶，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左衽是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胡人的衣服款式，与汉族传统以右衽为习尚不同。南北朝的裤有小口裤和大口裤，以大口裤为时髦，穿大口裤行动不方便，故用三尺长的锦带将裤管缚住，称为缚裤。《魏志·崔琰传》记载，魏文帝为皇太子时，穿了裤褶出去打猎，有人谏劝他不要穿这种异族的贱服。而到晋朝裤褶就规定为戒严之服，天子和百官都可以穿。

　　《宋书·帝纪》说，宋后废帝(刘昱公元473年至476年)就常穿裤褶而不穿衣冠。《南史·帝纪》则说，齐东昏侯把戎服裤褶当常服穿。在后魏朝服都穿裤褶，《梁书·陈伯之传》记载，褚缉写了一首诗以讽刺后魏人，诗曰：“帽上着笼冠，袴上着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反映了当时的衣着情况。此时，汉族上层社会男女也都穿裤褶，用锦绣织成料、毛罽等来制作，脚踏长靿靴或短靿靴。南朝的裤褶，衣袖和裤管都更宽大，即广袖褶衣、大口裤，这种形式，又反过来影响了北方的服装款式。

　　裲裆也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服装，起初是山军戎服中的裲裆甲演变而来。这种衣服不用衣袖，只有两片衣襟，其一当胸，其一当背，后来称为“背心”或“坎肩”。裲裆可保身躯温度，而不使衣袖增加厚度，以使手臂行动方便。也是男女都用的服式。《玉台新咏·吴歌》讲道：“新衫绣裲裆，连置罗裙里。”妇女穿的裲裆，往往加彩绣装饰，起初妇女都在里面穿裲裆，《晋书·舆服志》曰：“元康末，妇人衣裲裆，加于交领之上。”就是把裲裆穿在交领衣衫之外。

　　半袖衫是一种短袖式的衣衫。《晋书·五行志》记载，魏明帝曾着绣帽，披缥纨半袖衫与臣属相见。由于半袖衫多用缥(浅青色)，与汉族传统章服制度中的礼服相违，曾被斥之为“服妖”。后来风俗变化到隋朝时，内官多服半臂。 裤褶、裲裆、半袖衫都是从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地区的异族文化，经过群众生活实践的优选，由于它们具有功能的优越性而为汉族人民所吸收，从而使汉族传统的服饰文化更加丰富。

　　冠帽形制的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的冠冕制度，虽然承袭汉代遗制，但具体形制还是有一些变化。首先是巾帻的后部逐渐加高，中呈平型，体积缩小至顶，称为平巾帻或小冠，小冠非常流行。在小冠上加笼巾，称为笼冠，用黑漆细纱制成，故也称漆纱笼冠。

北齐校书图

　　当时还有叫作高顶帽的，《隋书·礼仪志》七，记梁代“帽自天子，下及士人通冠之，以白纱者名高顶帽，皇太子在上者则乌纱，在永福省则白纱，又有缯皂杂纱为之，高屋下裙，盖无定准。”《晋书·舆服志》说：“江左时野人已著帽，人士往往而然，但其顶圆耳，后乃高其屋云。”实际有好几种形式，有的带有卷荷边，有的卦有下裙，有的带纱高屋，有的带有乌纱长耳。公元7世纪后周流行一种突骑帽，垂裙复带，可能就是胡人所戴的风帽。

　　妇女服饰的演变

　　魏晋时期妇女服装承继汉代遗俗并吸收少数民族服式，在传统基础上有所发展。一般上身穿衫、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筒肥大。裙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达到俊俏潇洒的美学效果。并且加丰盛的首饰，反映出奢华糜丽之风。首饰华丽，一般妇女也使用假发作各种发式，如灵蛇髻、飞天髻(均系在头顶梳出一些发环，使作凌空摇曳之状)、盘桓髻(以头发反复盘桓然后作髻)、十字髻(头顶作十字形髻，余发下垂过耳)等等。

　　有的更将假发装在假头上以增加其高度，有的使之自然危、邪、偏、侧，以表现妩媚的风姿。发髻上再饰以步摇簪、花钿(用金、银、珠、玉等做成的花朵形，用以掩饰头髻的短腿簪子)、钗、镊子，或插以鲜花。少女则梳双髻或以发复额。女子还戴巾子，即晋陆刿《邺中记》所说石季龙常以女骑千人为卤簿，皆著紫纶巾，熟锦袴，金银镂带，五纹织成靴。

　　传统的深衣，到魏晋时男子已很少穿了，女子深衣在衣服下摆施加相连接的三角形装饰，在深衣腰部加围裳，从围裳伸出长长的飘带，这种装饰始于东汉，走动时可以起助长动姿的作用。

　　文士的服饰风尚

　　魏晋以来，社会上盛传的玄学与道、释两教相结合，酝酿出文士的空谈之风，他们崇尚虚无，蔑视礼法，放浪形骸，任情不羁。在服饰方面，他们穿宽松的衫子，衫领敞开，袒露胸怀，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竹林七贤砖刻，便是当时文士服饰的写照，反映了社会意识和服装形式具有内在的关系。

　　首饰

　　这时期除了发饰、指环、耳坠、鸡心佩、金奔马饰件、金花饰片和金博山等以外，还有带具。东汉时期，人们腰上所束的革带为了佩挂随身实用小器具的方便，挂了几根附有小带钩的小带子，这种小带子叫做蹀躞，附有蹀躞的腰带称为蹀躞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蹀躞带，头端装有金属带扣，带扣一般镂有动物纹和穿带尾用的穿孔，穿孔上装有可以活动的短扣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