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是我到加拿大时认识的第一个黑人朋友，他是一个名叫“耶和华证人”的宗教的虔诚信徒兼传教士。这个宗教没有职业的传教士，传教的任务便由一些使命感特强的信徒自愿地兼职承担，詹姆斯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相识便是由他敲门赠送宗教小册子开始的，此后，他便风雨无阻，雷打不动，一周一次登门传教。几个月下来，我虽然未能被詹姆斯“点拨”成为虔诚的教徒，但却与他本人成了好朋友。

终于有一天，我觉得我与詹姆斯的友谊，浓厚到足以请他去多伦多唐人街吃一顿中餐的程度了，我便郑重地向詹姆斯发出了邀请。令我意外的是，他见惯不怪地说：“我在家里也常吃中餐，因为我爷爷就是华人。我有四分之一的华裔血统。”

我吃惊地又重新打量了一下他：他在肤色、身材、长相等方面，完完全全都是一个黑人，没有任何华裔血统的痕迹。他仿佛读懂了我眼中的不解和诧异，笑着说：“我奶奶和妈妈都是黑人，也许女人的遗传基因更强吧。你知道吗？我姓陈，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姓。”

此前，我并不知道他的姓，只知道他的“地地道道”的英语名字：詹姆斯。

我们来到了唐人街一家中餐馆，一边吃，一边聊，此时我才知道，虽然詹姆斯本人出生在加拿大，但他父母都是来自牙买加的移民，而他爷爷则是从中国广东飘洋过海定居牙买加的青年移民，在当地娶了一个黑人女子为妻。

詹姆斯本人的妻子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黑人，所以，他们的几个孩子更看不出任何华裔血统的痕迹了，但这些孩子却同样有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姓氏：陈。

后来，我曾经在多伦多的一个移民公司打过工，接待过许多来自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的移民申请人，其中便不乏黑发黄肤的“纯种”华人，以及肤色、相貌早已“非我族类”、却仍然冠以“地地道道”的中国姓氏的混血华人。

我也因此了解到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地域广度和历史深度：此前，我对中国人历史上“下南洋”或去北美修铁路的故事并不陌生，但我并不知道，就连美国以南的牙买加、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类当代中国人很少听说的国家，历史上也曾移居过很多中国人。

与赴美国、加拿大修铁路的多数中国男性“光棍儿”回乡讨老婆再带回北美的情况不同，在南美英国殖民地打工的中国小伙子，有不少人在当地娶了异族姑娘为妻；与东南亚某些国家强迫华裔后代改姓土著姓氏的做法不同，南美这些英语国家本身就是“百族混居”的移民国家，政府从未刻意地强迫某些族裔改姓，所以那些与异族通婚的华裔小伙子，就把赵、钱、孙、李之类“地地道道”的中国姓氏传了下去。

锁不住的移民浪潮
最近，中国一套热播的系列电视片《大国崛起》，又重新在海内外华人圈中引发了有关“海洋文明”和“内陆文明”的争论，重续18年前电视政论片《河殇》引燃的战火。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著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指出：《河殇》所提出的中国文明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海洋文明的内陆文明的说法，说得太笼统，并不完全准确。

“中国的海洋文明从南宋以后，尤其是15、16世纪以后就已经开始了，向海外移民，向东南亚移民，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电话中，年逾古稀的余英时先生回答我的提问时旁征博引，思路和口齿非常清晰：“中国从内陆文明向海洋文明转移，是一个大的趋向。中国最早的政权都是在西北的，然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如匈奴、突厥等，在中国的舞台上扮演角色，所以把很多很多的汉人向南方推移。魏晋时，匈奴人、鲜卑人占了北方，中国分裂了，很多汉人就南渡，而南渡事实上就是向海洋移动。到了南宋时，金人占了北方，宋朝政权南移，宋高宗甚至认为，我们对外贸易赚的钱那么多，我们不应该向农民收那么多税了。你瞧，连这种观念都出现了。所以，后来才有郑成功这种力量的出现，当时是海盗与贸易不分的，后来又与抗满合而为一了。例如，荷兰人后来在东南亚发现了很多中国在当地贸易的文书，这些发现说明，中国当时是在向海洋的方面移动。”

余英时先生承认，中国明清两代当权者的确禁止百姓移民海外，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但他又对我强调说，官方的锁国政策根本“锁”不住民间海外移民的浪潮： “明朝虽然封船，并禁止海外移民和海外贸易，但民间的热情未减，禁也禁不了。清朝也曾禁止向台湾的移民，担心民间以台湾为基地反抗满人，但乾隆中叶，前往台湾的移民已经有200万人。历史上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都难以奏效，光靠一个政策，是锁不住的，利益所在，人家要吃饭嘛，所以，自16世纪明朝末年以来，福建人都是半年在田，半年在海，因为没有什么田可耕，只好出海嘛，所以，这个是挡不住的。”

据池子华、朱琳所著的《中国历代流民生活掠影》所述，“下南洋”的中国移民来自中国全国的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绝对多数（95%以上），这与自然、人文因素极有关系。闽、粤两省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这是内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两省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路近费省，较之去拉美等地，更具有 “可选择性”。

历史上早期的中国海外移民潮主要是两个流向：下南洋和去美洲，而赴欧、赴日、赴澳的中国移民潮主要发生在当代。早期移民潮对缓解中国南部沿海省份的人口压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葛剑雄等人所著《中国移民史》中，有一个简单的计算：从1840年到1930年的九十年中，由闽、粤两省向海外输出的移民每年平均十万人以上，足以抵消每年的自然增长，缓解了当地的人口压力，至少可以减弱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振荡。

不过，如果把眼界放远，纵观华夏民族形成的远古历史，那我上面所说的“早期中国海外移民潮”，甚至包括余英时先生所讲的汉人南移的历史故事，仍然都是比较晚近的事。其实，整个华夏文明史，就是一波一波的“南下史”：最初，祖居中原的“汉人”，因扩大疆域或逃避战乱而南下，把“南蛮”推到东南亚诸国；后来， “同化”了入主中原的“东夷”、“西戎”、“北狄”的混血“汉人”，面对来自西北方、正北方、东北方的新一波入侵浪潮时，再次举家南迁，把早已分不清是 “汉人”还是“蛮人”的南中国居民进一步南推……

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通过对大量考古学证据和语言学证据的分析和研究，甚至得出了如此惊世骇俗的结论：目前东南亚诸国和南太平洋诸岛的主体居民，其祖先最早居住在中国华南地区和台湾地区，后来被南下的北中国人挤压，被迫进一步南迁，是第一波“下南洋”的“华南移民”，而如今这些国家和岛屿的“华侨”，其实是最新一波“下南洋”的“华南移民”。

说不清的族裔身份

其实，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移民的历史，华人的历史也不例外。移民又分海外移民和内部移民，《中国移民史》一书就是主要探讨中国历史上内部移民的专著，该书作者、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甚至说：“没有移民，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没有今天的中华民族，也没有中国的城市。”

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迁移的速度更快，跨度更大，规模前所未有。面对人类数百万年大迁徙、大融合、大混血的历史，“种族”、“民族”这类近代概念则显得那么苍白、那么生硬、那么不合时宜。

例如，我至今也说不清我的朋友詹姆斯·陈究竟是华人？华裔的后代？还是黑人？也道不白他到底是非洲人？亚洲人？还是美洲人？他其实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完全是：他爷爷来自亚洲的中国，他奶奶的远祖来自非洲，他爷爷奶奶在美洲的英国殖民地相识相恋，他爸爸妈妈离开中美的牙买加，移民到北美的加拿大……噢，太复杂了！即使我严谨一点儿，说他是“具有四分之一华裔血统的黑黄混血儿”，可能也得不到他的认同。

在多伦多那家中餐馆中，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詹姆斯：“就血统而言，你怎么称呼自己呢？”
他笑了，想了想，说：“我出生在加拿大，从来没有去过爷爷的故乡中国，也从来没有去过父母的老家牙买加，所以我更认同加拿大。加拿大本来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没有人在乎你的血统。这么说吧，我是一个喜欢吃中餐的加拿大人。”

《一个喜欢吃中餐的姓陈的加拿大黑人》(专栏作家魏城)

来源：加国无忧 金融时报中文网